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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放宽假释禁止之对象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2-10-21  浏览次数:2028

  我国《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其基本依据是,该两类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犯罪倾向较之一般罪犯要大,因此应对其从严管理、重点矫治,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该规定潜在着深层的不合理之处。

  一、罪刑关系的不对称使该规定不合理

  罪刑相称原则是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而要使其得以实现,不仅依赖于法官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及其大小的正确评价和对刑罚的恰当选择,而且有赖于立法上关于罪刑相适应的规定,几个方面缺一不可,且立法上的罪刑相适应是该原则实现的前提。

  (一)立法上的罪刑关系不对称。

  如《刑法》第232条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其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则是:“过失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应该说,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来看较之故意杀人罪是更轻的,但其起刑点却高于故意杀人。犯罪较轻但刑罚设置却重,从而导致罪行关系的变异而使之不对称。

  (二)司法上的罪刑关系不对称。

  刑事立法上所表现出的罪刑不对称,必然会体现在刑事司法上。但刑事立法上所设置的合理的罪刑对称关系,亦可能因为刑事司法上不同因素的介入,使之被曲解为不对称关系。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存在着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认为只要定性准确,在量刑幅度内多判几年,少判几年问题不大。正是基于这种不正确认识,二审法院几乎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就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即通常只有在定罪错误或者量刑确实畸轻畸重时才予改判。而对量刑偏轻偏重的,一般则不予以改判。这容易造成在实际上的罪刑关系不相称。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功利化的量刑思想导致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重刑主义”,大量法官崇尚重刑,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更好遏制犯罪,尤其是在社会治安形势不好的时候更是如此。再次,从我国的现实司法情况来看,不同法院对于类似犯罪的处罚经常轻重悬殊。同一性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如若由不同的法院处理,甚至由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来处理,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于我国当前存在并可能长期存在这些导致罪刑不相称因素,所以一个罪犯被宣判的刑罚往往可能重于其本该承受的刑罚。因而对假释禁止的规定就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

  二、立法上的缺陷使该规定不合理

  (一)数罪并罚时没有遵照这一规定。

  《刑法》第81条规定:“对累犯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但却没有明确是对一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适用此规定;还是对因数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适用此规定;还是两种情况都适用此规定。而正是因为立法上没有明确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包含此类暴力性犯罪的数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无期徒刑的罪犯是可以适用假释的。这也反映了该规定本身存在的不合理。

  (二)减刑制度并没有相应的禁止性规定。

  《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可见,在同为体现刑罚执行个别话的刑罚执行制度中,减刑并没有禁止之对象,这就使假释的禁止性规定更不合理。

  从我国减刑制度的规定来看,可以说我国十分重视在刑罚执行中的个别化体现,但在假释制度中却对其对象做出禁止性的规定,并不完全体现刑罚执行个别化的精神,使其有悖整个立法的逻辑。

  (三)减刑制度不能弥补该规定的不合理。

  虽然减刑制度也具有对罪犯在服刑期间的鞭策、激励和加速其自我改造的作用,但减刑和假释毕竟有不同的侧重和适用对象。减刑是阶段性的“法律奖励”在激励罪犯悔改的方面具有及时性和现实性的功效;而假释则是在经过长期的改造后,对罪犯做出的确已改恶从善的总评价后,才应适用。所以两着有互补性,但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因而假释的禁止性规定是不能通过减刑制度来弥补的。

  三、没有充分体现刑罚个别化的精神使该规定不合理

  (一)不利于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

  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单纯的将刑罚目的作为报应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其完全的合理性。从提出“双面预防理论”而著称的刑事古典学派代表贝卡里亚所指出的“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①近代刑法学派的学者们认为刑罚惩罚的是犯罪人,因而他们主张关注犯罪人,主张刑罚的适用与执行要与犯罪人的个人情况相适应。因此,即使都是累犯,都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年龄、性别、经历、家庭、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的不同,其犯罪的倾向性仍然是存在差异的,有的罪犯犯罪倾向性大,再犯可能性大,有的则可能再犯的可能性小。比如,即使都是故意杀人,动机、目的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是因图财杀人,有的是因奸杀人,有的是嫉妒杀人,有的是激愤杀人等。

因此无论是在刑罚裁量,还是在刑罚执行时,对此都应该加以考虑。并且,监狱生活还可能使罪犯“监狱化”②,使其同社会生活脱节。因此即使禁止对其假释,其可能因为出狱后不适应社会生活而诱使其再犯罪。因而,一律禁止对其假释可能不能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加大了监狱部门对这两类罪犯的管理和改造的难度。

  如果在刑罚执行时,将累犯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完全排除在假释对象之外,否定这些罪犯在再犯的可能性上存在差别,不给这些罪犯假释的机会,是不合理的,也是和刑罚个别化的精神相悖的。给每个罪犯以自我改造的动力是假释制度的价值,累犯和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暴力性罪犯,其犯罪倾向更突出,所以更需要接受监管和积极改造。而在促使罪犯改造的手段中,假释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矫正手段。如果对其禁止适用假释,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罪犯丧失改过自新的动力,也使监狱部门失去一种重要的促使这些罪犯改恶向善和用以维护监管秩序,保证刑罚执行完成的手段,也使假释的功能有所减退。

  四、加大了刑罚的执行成本使该规定亦不合理

  由于我国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的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加之“自由刑”为我国刑罚的主要适用方式,所以长期以来有大量的罪犯被投入监狱进行教育和改造。这也导致我国监狱系统的服刑人员数量一直在膨胀,监狱系统的容纳能力已接近饱和状态。

  据统计每个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成本又相对较高,而监狱部门对服刑人员的管理和改造的经费,以及服刑人员的日常基本生活费用是由国家财政统一支出的,这使得国家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相当大,并且也只有大力度的财政投入才能较好维持监狱部门对服刑人员的管理和改造。

但在实际中,往往是财政对于监狱系统的投入不足。以四川监狱系统为例,四川监狱系统的在押犯位于全国之最,刑罚的执行成本也非常之高,但财政对于四川监狱系统的投入却严重不足,这无疑增加了四川监狱系统的管理压力和难度。因而,将累犯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完全排除在假释对象之外,势必增加刑罚的执行成本,给监狱系统的管理工作和自身的健康发展都带来困难。

综上所述,将累犯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完全排除在假释对象之外的规定存在着理论上和刑罚执行中的不合理之处,因而合理放宽假释禁止的对象,不一律对其禁止假释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